节日往往最能集中地表现一个民族的习俗和欢乐。西方的圣诞、复活、感恩等节日,大多带有宗教色彩,有的也留着历史的遗迹。节日在每个人的童年回忆中,必然都占有极为特殊的位置。多么穷的家里,圣诞节也得有挂满五色小灯泡的小树。孩子们一夜醒来,袜子里总会有慈祥的北极老人送的什么礼物。圣诞凌晨,孩子们还可以到人家门前去唱歌,讨点零花。
我小时候,每年就一个节一个节地盼。五月吃上樱桃和粽子了,前额还给用雄黄画个“王”字,说是为了避五毒。纽扣上戴一串花花绿绿的玩艺儿,有桑椹,老虎什么的,都是用碎布缝的。当时还不知道那个节日同古代诗人屈原的关系。多么雅的一个节日呀!七月节就该放莲花灯了。八月节怎么穷也得吃上块月饼,兴许还弄个泥捏挂彩的兔儿爷供供。九月登高吃花糕。这个节日对漂流在外的游子最是伤感,也说明中国人的一个突出的民族特点:不忘老根儿。但最盼的,还是年下,就是现在的春节。
哪国的节日也没有咱们的春节热闹。我小时候,大商家讲究“上板”(停业)一个月。平时不放假,交通没现在方便,放了店员也回不去家。那一个月里,家在外省的累了一年,大多回去探亲了。剩下掌柜的和伙计们就关起门来使劲地敲锣打鼓。
正月里欢乐的高峰,无疑是上元佳节——也叫灯节。从初十就热闹起,一直到十五。花灯可是真正的艺术品。有圆的、方的、八角的;有谁都买得起的各色纸灯笼,也有绢的、纱的和玻璃的。有富丽堂皇的宫灯,也有仿各种动物的羊灯、狮子灯;羊灯通身糊着细白穗子,脑袋还会摇撼。另外有一种官府使用的大型纸灯,名字取得别致,叫“气死风”。这种灯通身涂了桐油,糊的又特别严实,风怎么也吹不灭,所以能把风气死。
纽约第五街的霓虹灯倒也是五颜六色,有各种电子机关,变幻无穷,然而那只有商业上的宣传,没什么文化内容。北京的花灯上,就像颐和园长廊的雕梁画栋,有成套的《三国》、《水浒》和《红楼》。有些戏人儿还会耍刀耍枪。我小时最喜欢看的是走马灯。蜡烛一点,林秸插的中轴就能转起来。守在灯旁的一个洞口往里望,它就像座旋转舞台:一下子是孙猴,转眼又出来八戒,沙和尚也跟在后边。至今我还记得一盏走马灯里出现的一个怕老婆的男人:他跪在地上,头顶蜡针;旁边站着个梳了抓髻的小脚女人,手举木棒,一下一下地朝他头上打去。
灯,是店铺最有吸引力的广告。所以一到灯节,哪里铺子多,哪里的花灯就更热闹。
60年代初的一次春节,厂甸又开市了。而且正月十五,北海还举行了花灯晚会。当时我一边儿逛灯一边儿就想:是呀,过去那些乌七八糟的要去掉,可像这样季节性的游乐恢复起来,岂不大可丰富一下市民的生活。
(选自作者作品集《北京城杂忆》。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