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土哪去了》作品连载(5)

　　我想说的是，当生活的质量纳入机器发明的逻辑时，生命是不是即将成为机器的俘虏？

　　肆

　　我曾经做过一个演讲，题目是 《 我们生活在机器中 》。无论是枪支、汽车还是电视机、空调机，谈论各种机器的时候，我并没有产生多少反感。

　　高耸于工地的大吊车千百倍地放大了我们的臂力，笛声长鸣的火车或者轮船携带我们周游世界，这没有什么不对。的确，汽车不仅是一种运输工具，同时还形成了新型的社会学。口袋里藏有一把汽车钥匙，我们可以随时驶上高速公路奔赴远方，轻而易举地将祖先、传统和故乡的土地抛到遥远的身后。车流滚滚，这种机器塑造的是无根的大无畏性格。树挪死，人挪活，将一双泥腿从一亩三分的自留地里拔出来，无拘无束地闯荡天下，这不就是现代社会推崇的开拓精神吗？

　　“傻瓜相机”是一个有趣的通俗昵称。“傻瓜化”的特征表明，机器内部的微型电脑负责处理种种技术细节，主体可以从繁琐的技术训练之中解放出来。“傻瓜化”机器的最新产品是狙击步枪。依赖步枪内部配置的电脑，一个从未使用过枪械的人也能在千米之外射中目标，命中率几乎为百分之百。由于这种步枪的问世，成千上万的狙击手突然现身于战场，战争的形态肯定要另行设计。另一个“傻瓜化”机器的代表作是3D打印机。设计指令与软件驱动之下，打印机可以完成任何作品，无论是一个造型奇特的雕塑还是一幢形状怪异的大楼。因此，那些手艺精良的工匠很快就要无所事事了。机器的智能程序自动地完成了大量常规工作后，我们的任务仅仅是监视仪表，必要时敲一敲键盘。主体技能的普遍退化削弱了个人的性格魅力，一些思想家将这种状况形容为后现代文化。

　　不论现代还是后现代，这些堂皇冠冕的概念从未引起我的不安。事实上，我的不安是由一个电话带来的。那一天我正在忙碌，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接起电话之后，话筒里传来熟悉的广告腔调：“对不起，打扰你一下……”随后是一个贷款的广告。我气得大吼一声：“你的确打扰我了！”随即将电话挂上。不到两秒钟，手机铃声再度响起，还是同一个号码。我估计对方企图恶语相向，不再接听电话。手机铃声不屈不挠地持续，仿佛表演强悍的进攻性格。我突然意识到，众多机器已经侵入狭小的私人空间。这或许是一个危险的征兆。

　　从火车、轮船、汽车到形形色色的军械武器，众多机器涌入公共空间，形成了钢铁的工业社会。这些机器显然不能摆放在私人寓所的客厅里，谋划或者干预我们的生活。寓所之中可以种树栽花，喂猫养狗，通常不会考虑安装一辆吊车，或者架起一门大炮。我们的私人生活游离于机器能量的掌控之外，自由自在。现在，这个区域的栅栏终于被机器踏倒了。

　　侵入私人空间的第一部机器是不是手表？或者，先是怀表，继而手表，总之，一台袖珍机器悄悄潜入私人空间，占领了一个贴身的位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种粗率的计量仅仅将时间分为白天与黑夜；手表的秒针不仅将我们的日子切割为许多均匀等分的细小格子，而且造就了一种精确的性格。没有这一台袖珍机器的训练，我们的行止起居不可能详细到以分乃至秒作为时间单位，短跑或者游泳比赛那种几分之一秒的较量如同天方夜谭。尽管如此，手表的最大功绩是将私人空间纳入公共社会。由于手表的广泛使用，一个社会终于可以制定共同遵循的火车时刻表、上班的钟点以及各种约会的时间。这是农耕社会转入大规模工业生产的前提。如果说，春夏秋冬的季节划分、清明谷雨的节气区别和算命先生索取的八字生辰仍然顽强地坚持农耕社会的时间体系，那么，工业社会只承认手表指示的机器时间。

　　如今，各种机器几乎占领了私人空间的每一个角落，所有的人都在机器操纵之下生活。洗衣机，空调，电冰箱，电视机，微波炉，电磁灶，诸如此类的机器逐一分解了我们生活的各个部分，重新修订生活质量的衡量标准。手机与电脑大规模扩散带来的一个历史转折是，人与机器相对的时间远远超过了人与人相对的时间。马路的人行道与斑马线上，公寓楼的电梯里，火车站或者机场的大厅，医院候诊的走廊——总之，公共场合的多数人都一头扎进了手机或者电脑。同一间办公室的同事疏于面谈而热衷于QQ交流；同一个屋檐下的夫妻相互发送手机短信通知开饭的时间或者哪一位负责洗碗；一对情侣相约共进晚餐，餐桌上的大部分时间是一边吃菜，一边分别阅读各自的手机；寄宿于学校的孩子周末返家，第一件事就是扑到计算机上利用互联网打游戏——他们没有兴趣和父母哪怕聊天十分钟。专家开始在报纸上撰文大声疾呼，手机与电脑正在成为瓦解家庭的元凶。作为一种佐证，一些女人埋怨说，她们的丈夫宁可在沙发上一两个小时地摆弄手机，也不肯花费五分钟和她一起晾晒衣服。因此，这种统计数据的公布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女性对于机器的迷恋超过了男性。当然，专家诅咒机器的不祥声音并没有吓住哪一个人。“机器依赖症”仍然如同瘟疫一般扩散，机器之瘾与烟瘾、酒瘾乃至鸦片之瘾异曲同工。

　　可以听到许多抱怨，手机犹如无远弗届的电子枷锁。隐藏到遥远的郊外，或者，躲入一个偏僻的小茶楼，令人烦恼的公务和私事仍然搭乘手机信号循迹而至，急促的铃声鞭子般地抽打我们的脆弱神经。尽管如此，所有的人仍然随身携带如此讨厌的机器。出门偶尔忘了，半小时即会心神不宁甚至心慌意乱，如同世界缺了一角。的确，我们已经是机器的奴隶，即使意识到重轭附身也无从摆脱。

　　伍

　　我还曾经说过，一只蚂蚁是一个生命，一架航天飞机仍然只是一部机器。生命与机器永远不可同日而语。现在我愿意反省自己：这个观点正确吗？

　　灵魂代表了生命的本原。物质的原子内部找不到灵魂，这是我们鄙视机器的最终理由。当然，另一些人拒绝灵魂之说——别提灵魂重二十一克或者三十五克之类的流言，解剖刀从来没有从动物的大脑内部找到灵魂的痕迹。所以，他们宁可谈论人与机器的智能区分，例如著名的图灵测试。阿兰·图灵是英国数学家，他提出了一个测试机器智能的设想：考官与所欲测试的机器和人分别处于不同的房间。考官随机提出各种问题，机器和人分别回答。如果考官无法判断百分之三十以上的答案来自机器还是来自人，那么，这一台机器就拥有了与人相当的智能。据说，目前已经有俄罗斯专家设计的一台电脑即将跃过区分人与机器的龙门。

　　这将发展出某种恐怖的故事吗？我们和机器一起存款或者乘坐公共汽车会产生哪些危机？也许，机器的最大危险就是正确得可怕。正如一个儿童的站立平衡来自不断的摔倒，“自我”的形成也是来自无数的试错。所以，人类的智能包含了试错形成的迂回、跳跃、妥协、自我矫正以及出其不意的反击。相反，机器往往以钢铁般的意志执行程序认可的正确意见，没有任何回旋的“人情味”。“1+1=3吗？”“错误。”“1+1=3吗？”“错误。”“重复一遍，1+1=3吗？”“错误。”——这是机器的回答。“1+1=3吗？”“错误。”“1+1=3吗？”“不是刚刚说过吗？怎么又来了？”“1+1=3吗？”“没空没空，别在这儿捣乱！”——这是人的回答，也是人的灵活、弹性与非直线反应。我们显然是在担心，机器的笨拙和固执可能在某一个特殊时刻变成了扼杀生命的铁腕。

　　当然，机器必将以钢铁般的意志自我改善。可以预料，不久之后人与机器之间的智能差异愈来愈模糊。一台号称“深蓝”的电脑已经击败了国际象棋冠军。也许，麻烦的是机器的情感指数。电子宠物是什么玩意儿？机器中寄存一只虚拟的宠物狗与花园里的那一只嗷嗷吼叫的小狗有何区别？没有飘拂的狗毛，没有粪便的臭味，不会弄脏地毯，不必上宠物医院打狂犬疫苗——同时没有真正的生命因而不会死亡。可爱的表情，互动游戏，关怀与生长，开始喜欢这种宠物狗的时候，我们的情感陷入一个灰色地带。我们不会为一束信息的死亡而哀恸，也不会为一个软件的衰老而伤感——我们的满腔爱怜只能献给一个生命。哪怕象征性地认可一棵树或者一朵花的植物生命，我们也不会接纳各种零件装配的机器。现在，虚拟的宠物狗制造了一个古怪的难题：这种工程师伪造的生命是不是正在偷盗我们的情感？

　　可以预料，如此强大的机器终将谋求生命形式的编辑权，这是机器吞噬人类的必然阶段。卓别林的电影 《 摩登时代 》 开始以喜剧的夸张形式陈述这个主题。工厂的流水线必须配备新型工人，他们操作的每一个动作无不得到详细的图解分析。标准化的动作删除了所有的多余部分，手臂的伸缩、扭动必须与机器的运转精确衔接。这时，身体终于成为机器的附属品。如果说，《

　　摩登时代 》 的机器讽刺了初期工业社会的粗暴，那么，另一部美国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