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海日汗的21封信》节选(3)

　　《 阙特勤碑 》 里叙述得淋漓尽致。对于“阙特勤碑”，她在初中或高中时从历史课本中见到过刻有汉字的黑白相片；二○○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午后，在蒙古国后杭爱省鄂尔浑河流域和硕柴达木地方，真正见到了这座石碑，才知其汉字碑文只是背面，而正面刻的是古突厥文。二○○七年五月获得耿世民先生

　　《 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 》 一书，借着耿世民先生汉文翻译读懂了公元七三二年建立的阙特勤碑及其他古突厥文碑铭的真正内容。在见到阙特勤碑的那一刻，席慕蓉用了许多惊叹的字句来形容自己的感动：“好像渺小的我竟然置身在千年之前的历史现场。”“我真是手足无措，兴奋得不知道如何是好啊！”“在我心里，一直涌动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敬畏与亲切混杂在一起的感觉。”“由于敬畏，使我保持适当的距离，不敢轻慢地去触摸石碑；由于亲切，我又不舍地一直环绕着它，甚至到最后只是默默地停立观望，停留了很久很久，就是不想离开。”“为什么我会觉得自己跟它很亲？”

　　“为什么我会觉得自己跟它很亲”这个问题，席慕蓉等了一年之后，才有机会请教学者，得到以下的回答：“无论是血缘还是文化，突厥与蒙古之间的关联紧密，最少都有百分之八十以上。”

　　的确，就血缘而论，蒙古语族、突厥语族和满通语族同属阿尔泰语系，根据语言学家们的一种观点，这同属一个语系的民族应该是同源。就文化渊源而论，蒙古文化与突厥文化更是一脉相承。关于古突厥文的起源，有的学者提出一些字母来自古代突厥人实用的tamgha符号 (

　　即表示氏族或部族的印记或标志 )

　　或表意符号。耿世民先生也认为这一点是可信的。其实那些表意符号从匈奴流传到突厥、流传到蒙古，成为他们部落、氏族的标志。由于是同属一个语系，古突厥文碑铭中对于英雄人物的歌颂方式甚至很多用词都与蒙古英雄史诗及

　　《 蒙古秘史 》等相似。就说用词方面的相似性吧，例如可汗 ( hagan )、 天( tengri )、 

　　人民 ( bodun )、  海 ( taluy )、  狩猎 ( aw )、  部或族

　　( aymag )、 

　　杀人石 ( balbal ) 等等，数不胜数。甚至一些谚语和惯用语都很一致，例如“使有头的顿首臣服，有膝的屈膝投降”，这样的句子在 《 蒙古秘史 》 中就有 ( tolugaitan-i b?觟huilgejutoigtan-i s?觟gudgeju )。“居住在东方日出方向的人民和居住在西方日落方向的人民”，这样的句子在蒙古英雄史诗 《 江格尔 》 中常出现。

　　但是，这些资料和史实，从来不会在一般高等教育的教科书和非专业的杂志中出现。席慕蓉因此在她的受教育过程里(

　　包括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 ) 完全无法知悉自己民族的悠久渊源与血脉传承。

　　在中学的教科书里牢牢记住的一张黑白图片，到了立碑现场才知道这相片拍的只是阙特勤碑的背面。席慕蓉无限感慨地发现：

　　“这么多年，在我所接受的教育里，即使远如一座一千两百多年前的突厥碑，我所能知道的，也只是它的背面而已。教育系统里供应给我的，只有经过挑选后的背面。”

　　因此，她也开始明白“在这些教科书里，不论是‘匈奴’‘突厥’‘回鹘’还是‘蒙古’，好像都是单独和片段的存在。而其实，在真实世界里，亚洲北方的游牧民族也是代代相传承，有着属于自己的悠久绵延的血脉、语言、文化和历史的”。

　　但是，她并没有为此而怨怪任何教育系统，在这封信中，她写下了自己深刻的领会：

　　海日汗，能够“明白”、能够“知道”、能够“分享”，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即使是如我这般的后知后觉，也不能说是太迟。

　　你看，在我写给你的这封信里，我不就把当年记忆中的“背面”和此刻寻找到的“正面”，两者叠合在一起了吗？

　　有意思的是，席慕蓉“从自己的小小乡愁里走出来，往周边更大的范围里去观望去体会”，然而她乡愁情结的交汇点却是她父母的故乡——内蒙古。在以二十多年的时间，往各个方向都去探寻过之后，她在这本书里又转过身来，重新面对自己家族在此生长繁衍的山河大地，开始娓娓诉说起来。

　　更有意思的是，在这本新书里，她预先设定了自己的诉说对象。是一个生长在内蒙古的蒙古少年，她给这个孩子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海日汗”。

　　“海日汗”这个蒙古语人名的本意为山神所居之高山、岳。因此，这种海日汗山自古被蒙古人所祭祀。蒙古人往往给男孩起“海日汗”这个名字，同时给女孩子也有起这个名字的。这里举个典型例子：据蒙古国C.Dolma教授 《 达尔哈特部萨满传统 》 ( 蒙古国立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二。  137-138页 ) 一书记载，  蒙古国达尔哈特部将从事萨满达三十五年以上的老萨满尊称为“海日汗”，在他们那里具有“海日汗”称号的老萨满共有九位，其中七位是男萨满即boo，两位是女萨满即udugan。

　　在席慕蓉这本书里的“海日汗”就是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孩子们的代名词。为什么专门给内蒙古的蒙古族孩子们写信呢？席慕蓉说，因为他们正逐渐丢失自己民族传统的土地、文化、价值观、母语，他们在迷失方向。这是“最让我心怀疼痛的”，而“我的年龄比你大了几十岁，因此多了几十年慢慢反省的时光。同时，在最近的十几年间，我又有机会多次在蒙古高原上行走，遇见了许多人许多事物，有了一些感触和领会，就很想告诉你。这样，也许，也许可以对你有些用处，让你能在百万、千万，甚至万万的人群之中，安静而又平和地寻找到真正的自己。”

　　席慕蓉在电话中对我说，一个民族最最不能失去的，是对民族文化的认识与自信。而采用书信体的形式来写作，使她更能畅所欲言。

　　我也发现，在这本新书中，为了年轻的海日汗，席慕蓉在题材的选择上，也是颇费苦心的。虽然并没有完全依照时间顺序，而是以穿插的方式进行，但是远如宇宙洪荒，近到最新的科学对DNA的检测，都在她的关切范围里。如 《 时与光 》 《 刻痕 》 《 泉眼 》 

　　以及 《

　　两则短讯 》 中的第二则等等，都可以从初民的古老符号、神话传说以及考古的发现之中引申出蒙古高原的悠远身世。

　　而谈及游牧文化历史的则有 《 阙特勤碑 》 《 回音之地 》 《 京肯苏力德 》 《 查干苏力德 》 等篇， 

　　一直延伸到 《

　　夏日塔拉 》 《 察哈尔部 》 《 一首歌的辗转流传 》 与 《 我的位置 》，从突厥碑铭写到大蒙古帝国开国初期的英雄，写到北元最后的败亡，再写到准噶尔汗国的命运；每一处历史的转折都如在眼前。

　　关于 《

　　夏日塔拉 》，我在这里补充说几句，席慕蓉引用尧熬尔作家铁穆尔的话说“此处古称锡拉伟古尔大草滩，也就是黄畏兀儿大草滩之意”。这种解释有其文献记载依据，清代档案天聪八年

　　( 一六三四年 ) 十月二十七日条目记载：“汗 ( 指清太宗皇太极 ) 以太祖英明汗升遐后，八年征讨克捷之事，为文以告太祖之灵。汗率诸贝勒大臣诣太祖灵前，跪读祝文，焚楮钱。祝文云：甲戌年

　　( 一六三四年 ) 十月二十七日，即位四孝子敢昭告于父汗日，……察哈尔汗亲携其余众，避我西奔唐古特部落，未至其地，死于西喇卫古尔部住所西喇之野地，其部执政诸大臣，各率所部，尽来归附。”

　　( 《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 》 上，天聪朝，崇德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一一八页 )其中说的“西喇卫古尔”与“尧熬尔 ( yogur )”  “锡拉伟古尔”“黄畏兀儿”都是一个词，即今大陆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之一的裕固族，蒙古语称xira yogur。蒙古文 《 阿勒坦汗传 》 中写做xirayigur。“西喇之野地”指的就是夏日塔拉。